67岁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开有两个微博，新浪微博两百万粉丝，腾讯微博100万粉丝。“我都是自己更新，从不用别人代劳。”

他坦言，微博里发两类东西，一类是关于他老本行经济学学术观点的，一类是关于人生感悟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幸福，请看我的微博吧。”曹凤岐狡黠地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当然，他的微博里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

“我的第一个判断，中国的经济不会硬着陆。”曹凤岐说，“今年中国GDP应该能超过8%，今年的一季度已经是8.1了，我们今年的目标是7.5，所以这样看还是可以，达不到8.5也得8.4、8.3”。

他的第二个判断是今年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年。“今年第一季度CPI是3.6%，PPI是下降的，PPI下降说明经济要放缓了，从投资到进出口都是下降的。说物价控制应该非常困难，实际上国内很多产品价格在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

“今年应该执行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曹凤岐说，放松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但物价会上来，现在处在两难的境地，中小企业也非常困难，流动性也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投资，影响就业，甚至影响发展速度，“我个人认为应该保证经济稳定发展”。

当然，在微博如此达观的曹凤岐，也遭遇过人生的低谷，甚至是身家性命的安全。

曹凤岐向记者感叹，纵观自己的一生，人生的跌宕起伏跟整个中国的各个阶段紧密相连，“人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跟着潮涨潮落起起伏伏”。

四十七年北大往事

1965年入北大，47年的好年华都留在了北大里。曹凤岐自认为对北大有割舍不掉的情结。

他说，“这一级的学生是被整个社会遗忘的角落”。

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前面不能像文革前的大学生一样安安稳稳在大学里继续学业，也不能像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一样找回失去的十年，有大量的知青文学记录那段历史，“像77、78级的学生如今在社会上挥斥方遒”。

“1965级的大学生很少有出头的，这些学生是被毁掉的一代”。曹凤岐想起往事不禁唏嘘，“这么好的年华在北大都虚度了”。

不过，当时不甘心的曹凤岐开始自己泡图书馆，坐冷板凳。在安静的图书馆里，曹凤岐把资本论的1、2、3卷全部看完。直至今日，他依旧能说出资本论某一章节的基本内容。

1970年，曹凤岐大学毕业，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钻进《资本论》的曹凤岐跟各派都扯不上关系而变得安全，反而成为了200个留校工作的毕业生之一，“按照当时的说法，留校的老师叫做新工人”，曹凤岐从此开始了由学生到老师的转变，也开始了执教一生的生涯。

希望与失望总是相伴而来。

曹凤岐刚刚留校，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最刻骨铭心的事是在我毕业3个月的时候，父亲因为医疗事故离世。父亲去世时才49岁”。父亲的突然离世，把这个刚刚有所好转的家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把所有重担都压在年轻的曹凤岐身上。为了供养几个弟妹，他把工资的一半儿都寄回家（当时的月工资只有46元），每个月只留20元的生活费。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几个弟妹长大成人。

十年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来临。曹凤岐提出要在系里开金融课，但当时北京大学并没有金融学课，也没有金融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正好举办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北大的陈岱孙教授就给人大的金融系主任、后来当过人大校长的黄达写信推荐曹凤岐。“我的很多金融知识来源于人民大学，但最终因为家庭原因我并没有拿到学位。”曹凤岐说。

后来北京大学以批判的名义开了西方经济学的课程，曹凤岐旁听了很多老师的课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自学，金融学来源于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来源于北京大学。”曹凤岐这样总结自己的学路历程。

曹凤岐北大47年间，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跟厉以宁教授一手推动了光华管理学院的成立。“毫不夸张的说，北大光华是厉以宁老师和我一起创办的。”曹凤岐说。

“这个提议是我先提出来的。”曹凤岐说，当时他是北大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厉以宁是主任。刚开始提议的时候没有人附议，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搞分裂，拉山头。

1993年3月初，曹凤岐和厉以宁等人去香港征求《证券法》修改意见。时任北大校长吴树青、副校长罗豪才等人也在香港。当时，吴树青等校领导日程安排的非常紧张，但曹凤岐愿意一试，就在吴树青下榻的宾馆等待至凌晨1点，方才见到疲惫归来的吴树青。就是在这次交谈中，曹凤岐将“为什么北大必须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的想法一一陈述，他列举了计算机系从数学系分出来才得到大发展的例子。从1点到3点，谈话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吴树青当即拍板，同意建立工商管理学院，并表示回京后即开始筹办此事！”19年后，面对记者，往事重提，曹凤岐依旧难掩喜悦之情，“当夜我兴奋得一宿没睡！”就这样，1993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

随后，从1994年2月开始，曹凤岐等人又同光华教育基金会进行了艰苦地谈判，最终光华教育基金会同意与北京大学合作建立光华管理学院，并出资1000万美元（按当时汇价为8600万人民币）。1994年9月18日，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任院长，曹凤岐任第一副院长。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光华成立也不例外。

光华管理学院竟然因为得到光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尹衍樑先生的资助而被告到中央高层，被说成“卖牌”、“卖院”， “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曹凤岐和王其文老师代学校写报告，到教育部汇报光华管理学院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最终用事实平息了这场风波。

2011年1月，66岁的曹凤岐从光华管理学院退休。但退休的他仍然难舍三尺讲台。“回忆人生，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我选择了教师职业，我感到最大的荣幸是我能成为北大的教授，最大的满足和成功是我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生产力的生产，是高素质生产力的生产，这个生产力是无穷的，能培养高素质的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支持民间金融关注资本市场

曹凤岐并不是书斋学者，他的很多研究跟实际的经济情况有紧密的联系。他也非常关注一些社会热点话题。

关于前一段沸沸扬扬的浙江吴英非法集资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曹凤岐认为，除了银行之外要利用民间金融，就是靠民间金融来促进发展，其对温州金融实验区给了非常高的评价，把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一些作用。1949年开始把民间金融几乎全部打入地狱，说民间金融是高利贷，是剥削。后来又说是非法集资。

曹凤岐认为，民间金融的存在是必然的，被打击的情况下就在地下运转，地下运转就需要高息吸引来投资，那么吸引投资带出去的也是高息，一旦链条断裂，整个民间金融就断裂了。

“我们必须使民间金融合法化，必须给它一个法律地位。”曹凤岐说，“温州金融实验区实际上市获得了法律地位。民间借贷目前高利是正常的。如果全部放开利率，银行和民间金融一样，都是生产价格都是平均利润，过了一段资金供求就平衡了。”

曹凤岐认为，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资本存量是社会资金存量。

“无论IPO、再融资、资产重组或者并购，都是利你社会资本存量。”而中国恰恰社会资本存量越来越多，老百姓储蓄30多万亿元，首饰现金，加上多如牛毛的私募。这些资金没地方去，没投资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他呢？

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曹凤岐说，“郭树清想做一些改革，我们是支持的。吃馒头要一口一口来，郭树清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股市并不完全给他面子。”

大家都想从资本市场赚钱，但都赚不着钱，进一个死一个进一个套一个，什么原因呢？曹凤岐说，“这是资本市场制度，我提了八大制度建设，影响非常大，证监会股票发行的改革，也参照了八大制度建设。”

曹凤岐直言，证监会最大的问题是严格审批，造成稀缺资源，谁能上市谁就捞一把，那凭什么不高价，每个创业板企业最多融资量大概是2亿，创业板280多家，融资额应该是七八百亿，现在是1900亿。浪费那么多资源，把这个1000多亿再给几百家企业不行吗？

“目前审批还是必要的，但是逐渐变成程序性审批。”曹凤岐解释，“什么叫程序性审批呢？最重要的审查权或者初审权放在交易所，交易所最了解企业。证监会干吗啊？证监会抽时间去调查企业真假，证监会从一票决定权变一票否决权。现在证监会每天都审批，这头是企业嗷嗷待哺要上市，那头它又是批不出来，它又不敢那么放，实际股民现在说你赶快停止新股发行，证监会非常矛盾，何苦呢？”

参与创建资本市场

事实上，不光现在曹凤岐提的八大制度建设对股市有重大影响，他还是建立中国股票市场的推动者之一。

曹凤岐说，“我也是最早提出建立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1981年就跟厉以宁讨论过”。1984年安徽召开一个金融学会年会，14名研究生在大会上提了一篇论文《叩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最早公开提出来的，“在会上我是少数是支持者之一”。同年10月出版了一本金融知识手册，书里有关证券市场的条目都是曹凤岐写的。

1985年曹凤岐在北大学报发表一篇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的论文，这是当时国内比较系统地提出建立资本市场最早的文章之一。

1989年曹凤岐出版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在扉页里他非常有勇气地写道“献给为中国改革而勇敢探索的人们。”

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股份制的作用以及影响，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和反对改革的呼声下，曹凤岐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在1989年召开的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上，曹凤岐就股份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他讲了股份制改革的好处,也谈到中国推行股份制从本意和实际上都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公有制内部产权关系的调整。

会议结束后，有人批评曹凤岐歪曲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搞“私有化”，他甚至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1990年曹凤岐申请破格晋升教授的职称，在院、校两级学术委员会均通过的情况下被取消，从80年代中期便开设的“股份制研究专题”课被迫停掉。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曹凤岐也只是默默承受。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他才获得教授职称。

“我的人生跟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邓小平92南巡，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曹凤岐感叹。

在曹凤岐看来，中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法制化进程发展起来的。作为《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的起草者之一，曹凤岐感触颇深。

然而，《证券法》从起草到建立，历经坎坷。从1992年由七届人大提出起草，经过八届人大，到1998年九届人大出台，再到颁布实施，整整历时7年。

“在这部法律的制定中，我曾经拍过桌子”曹凤岐坦言。

1994年5月，人大法工委和财经委分别提交的草案被要求合在一起，为此，双方要一条一条核对。期间，为了修改一个条目，曹凤岐和当时法工委的负责同志争吵起来，他据理力争，激动的时候甚至奋力拍桌。他坦言，为起草一个好的《证券法》，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为的就是能使这部法律真正的起到规范作用。

199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大法《证券法》正式实施。由此，证券市场法治化建设步入新阶段。同日，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正式挂牌，标志着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形成。

在1989年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尾，曹凤岐写出了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的声音，“总之，股份制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石，在这块基石上，可能也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厦。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有着不可遏制的力量。而从经济组织形式来说，股份制正代表了这样一种力量。无论欢迎还是不欢迎，它他迟早会在中国现代化舞台上一展雄姿。”

2011年初，曹凤岐在学校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是“退而不休”，继续为光华、为北大、为国家做出新的努力和贡献。曹凤岐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心境。

七律

退休有感

2011年1月我接到学校的让我办理退休手续的通知，真是感慨万千。回首走过的路，我无怨无悔。我虽已退休，但还可以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

六十六岁办退休，酸甜苦辣五味稠。

尽心教育四十载，力推改革三十秋。

事业有成良知在，功德未满憾事留。

廉颇虽老尚能饭，吾辈伏枥任白头。

——曹凤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