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改革的经历

曹凤岐按：201 8年12月2日，我参加了“金融改革40年——金融街论坛年度特别活动”。会上我讲述了我参与股份制改革的经历和体会。因会议给我的时间很少（只有5分钟），所以有些话没有说完，也未能表达清楚。在这里把我的发言稿全文发表在这里，供大家分享。

曹凤岐在讲演

曹凤岐同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左）和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修改讲稿

我经历和参与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我参与了金融体系改革、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参与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我对改革开放有着切身的体会。

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坦荡人生无悔路》，在后记里写道，“本书作为一朵小花，献给北京大学120华诞。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经历了整个过程，并从中得到成长和提高。仅用我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庆祝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也对自己参与改革开放作一个总结。”

下面请允许我朗读《股份改革》一章的片段，分享改革开放中的故事。

我是最早提倡推行股份制的学者之一

是厉以宁教授把我领进了股份制改革研究的大门。 我记得1981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于是我开始研究。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这是我系统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很大影响。从此之后我开始了对股份制改革进行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深入研究。从1985年到2005年20年时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十论”有关股份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

一本研究股份制的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1989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书《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在国内首先提出，在中国推行股份制就是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即现代企业制度）。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这种理论为股份制改革提供了明确的目标。

这是研究股份制的一本好书，受到了欢迎，很多企业以书的理论为指导，以书中提供的案例样板试点股份制。

我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书刚好在1989年4月出版了，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出版不久就发生了1989年那场风波，股份制被打成典型的“私有化”形式，我也因这本书遭到批评和批判，被打成“大毒草”。

曹凤岐在作股份制改革讲座

    1989年10月24日,北大某研究所召开了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邀我去会上作一个发言,说专门听听我的股份制观点。我在会上就股份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我讲了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改革,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股份制是一种公有制或共有制的组织形式。我发言以后有一些老师对我的发言和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评和批判,很多老师还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发言，有少数老师则对我进行了无理攻击。有的人认为我歪曲马克思主义,认为搞股份制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对我的观点上纲上线,甚至把我的这本书和当时批判的《河殇》联系起来,认为我鼓吹所谓的"黄色文明"。

还有一位老师的发言“左”的更可爱。他倒没有直接攻击我，但是他认为鼓吹股份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要以死抗争。发言最后，他说，我给研究所赠的我所喜欢的两句话，叫做，“咬住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粉身碎骨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有的同志可能说，你现在甭狂，我现在没有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复辟性可能还存在，鼓吹私有化把中国搞成资本主义的势力还存在，还要大量的较量，较量的时候我也不改变我的观点。那复辟怎么办呢，那还是粉身碎骨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欢迎大家批评，欢迎大家指导，也等待谩骂，恭候穿小鞋。”

大家听了这位老师发言后，都哈哈一笑，都认为他在开玩笑，说你别太认真了。 没想到这位老师还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位老师在党的十四大开幕当天（1992年10月12日）的夜间从北大第四教学楼四层跳楼自杀了！在四层的一间教室留有他的风衣和一本《红旗》杂志（即现在《求是》），在《红旗》的封面上有他的笔迹，写着“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几个字。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XXX坠楼事件”，北京青年报用一整版的篇幅报道此事件，标题是“北大教授跳楼记”。

这次研讨会不仅改变了这位老师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研讨会后他们把会议材料交到学校，上报到教育部。我被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大的代表，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被打成“大毒草”。刚好1990年我申请破格提升教授，就因为我提倡股份制,主编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我的申请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下,还是被取消了教授资格。后来，我给研究生主讲的“股份制改革”的课也暂时停掉。

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啊！

柳岸花明又一村

我受压抑和误解的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才有所转机。小平同志1992年的视察南方是一件对深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意义深远的大事件。当年3月26日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著名新闻通讯《东风吹来满眼春》。 该文真实记录了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时所做的重要谈话，该文的发表成为了新闻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件标志性事件。《东风吹来满眼春》被全国各家报纸转载。我看到了这篇新闻通讯后，十分兴奋，尤其小平关于证券、股票的讲话使我很鼓舞。小平同志讲，“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经济改革进入发展新的阶段。我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1992年我顺利地获得了教授职称。

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书在89年被打成“大毒草”，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这本是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92年股份制改革试点在各地普遍展开，亟需股份制改革的书籍，我的书就成了“抢手货”、“热销货”，当时印刷了1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企业管理出版社的同志同我商量，准备再加印此书。我考虑到，这本书尽管在理论和操作方面对当前股份制试点仍有指导和帮助作用，然而它毕竟写于1987—1988年间，经过4年多时间，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书中有些材料已经陈旧，当时股份制试点刚刚起步，还很不规范，现在股份制试点企业多起来了，而且正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并且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了一套规范股份制企业对 政策、法规。于是我决定组织力量对原书进行修订。虽然我们对书大修大改，但很快就修订完了，修订版于1993年1月出版。在修订版中我放上了我和厉老师在长城上的照片，表达了股份制改革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保留了写有“献给为中国改革而勇敢探索的人们”字样的单独页，表达了对为中国经济改革做出贡献的人的敬意和对改革的信心。修订版对后来股份制改革的规范发展，起了实实在在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在书的修订版中放上了我和厉以宁教授登上长城的照片

在《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修订版）》中，我写了修订版前言，在“前言”中我写道：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起飞，加速现代化建设，就要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传统的思想、观念、理论和习惯中摆脱出来。股份制改革从理论上已经摆脱了姓‘资’姓‘社’的干扰，但是股份制改革实践中还会出现很多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

“最后，我们用第一版结束语的最后一段话，作为修订版前言的结束语：‘股份制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石，在这块基石上，可能也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厦。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有着无可遏制的力量，而从经济组织形态上说，股份制正代表了这样一种力量。无论欢迎还是不欢迎，它迟早会在中国的现代化舞台上一展雄姿。’”

回头看，我的论述和预言已经逐步变为现实。

继续深入研究股份制改革

89年我受到误解，受到批评和批判后，有人劝我，放弃股份制研究吧，这项研究风险很大。我说，我没错，我还会继续深入研究股份制！我不会妥协、不会气馁，我将义无反顾地继续探索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我深知股份制改革之路仍然是不平坦的,有些人可能还会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攻击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本身是一种所有权和所有制改革,有的人还可能挥舞所谓"私有化"大棒封杀股份制改革和对股份制改革的研究。理论研究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如果能为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承担风险也是值得的。我如果能够作一块改革路上的铺路石子,我将终生不悔。我很欣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罢!"

2007年8月2日应邀参加北大清华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乘车路过芝罘宾馆，我有感而发，写了《七律.芝罘回眸》：芝罘宾馆面向东，日出大海一片红。惊涛拍岸心绪湃，股份融资思潮涌。企业改革何处去，资本联合必其中。而今星火燃遍地，回眸当初自为荣。

我还要为中国股份制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我深知我是一根已是快要烧尽的蜡烛，但我还要发我的余光余热。用我的两句诗结尾：“溪流只为江水阔，自知力微仍奔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