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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研究
——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国际化系列博文(二)
原载《金融研究》杂志2005年第1期
 
曹凤岐按: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国际上愈演愈烈,最近美国众议院竟然通过法律逼人民币快速升值。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20%多,不知道还要升多少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说过美国等发达国家逼人民币升值是贸易争端、是政治的需要。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我们应当顶住美国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改进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长远和战略上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

2005年第1期《金融研究》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研究》,其观点对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现发表在这里。

【内容摘要】本文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与研究。

论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之争本质上是贸易问题之争。当前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我们应进一步推进改革,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一)我国应当利用外贸平价理论来确定人民币汇率定价基础。(二)逐步实现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确定人民币汇率。(三)当前应当增加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灵活性,扩大汇率调整幅度。(四)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建设,实现合理的汇率水平。(五)进行利率改革,尽快完成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六)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七)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八)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外贸平价理论  一篮子货币  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已经成为国际上一个十分关注的话题。2003年先有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国财长斯诺讲话和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都呼吁人民币升值,之后,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当年7月16日美联储格林斯潘的讲话,更是让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2004年10月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西方七国特别会议(G7)上,中国的汇率制度再次成为焦点。七国财长同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和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进行了会谈,直白地表示了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急切,讨论了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问题。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泰勒认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对世界经济和美国很重要。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那么,人民币到底应不应该升值、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进行改革呢?

一、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实质是贸易争端
   

国外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认为人民币汇率应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贸易顺差增加。中国入世两年多,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出口大幅增加,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2002年外汇储备为3400亿美元,2003年末达到4000亿美元。四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

此次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事实上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已经缩小。进出口总值8512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进口4128亿美元,同比增长39.9%;进出口顺差255亿美元, 比上年减少4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有所下降。2003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004上半年,进出口贸易差额由负转正。进出口总额5230亿美元,同比增长39.1%。其中,出口2581亿美元,增长35.7%;进口2649亿美元,增长42.6%。进出口相抵,逆差68亿美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和亚洲经济发展
   

国际上也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世界三大货币权威分别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芬·罗奇表示,在中国金融改革取得更多进展之前,过早上调人民币汇率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很危险。他强调指出,部分发达国家给向人民币施加压力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目前我们放眼全球,特别是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尤其是近来美国和日本爆发的贸易保护注意情绪,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在我看来美国和日本是把中国当作了他们本国经济衰退的替罪羊。”

“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认为,人民币最好的办法是保持稳定,重估人民币币值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他说,“目前,美国有一部分人呼吁人民币应该升值,并且不断施加压力。但是这不是中国应该做的,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只会影响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目前所做的努力,首先是在贸易方面,增加了从美国的进口,扩大了进口的范围,包括购买波音飞机。” 这位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举了他的“蒙八条”:一是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延长人民币进入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时间;二是会造成中国农村的萧条,农产品的销售更加困难;三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减缓,造成中国经济的衰退;四是无论城乡,失业率都会提高,大家找到一份满意工作的难度增大;五是会加重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六是会造成中国的货币政策不稳定;七是如果人民币升值后,在缺乏后续支持的情况下,还有再次贬值的可能;八是目前在中国周边国家,人民币起一定的通用货币作用,升值后的人民币可能丧失这种地位。

作为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日本经济学家,有着“日元先生”称号的日本前财政大臣神原英姿表示,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对日本经济复苏乃至未来十年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短期内让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将有可能会让整个亚洲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他说:“目前中国没有任何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或许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来看有这个必要,也许十年以后情况变了,也许有这个必要。那么来自美国和欧洲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是不正确的。”

我们认为,当前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乃至亚洲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

1、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从国际分工格局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和服务业为主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出口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来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作为中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国际贸易领域新的保护主义又不断抬头,一些发达国家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垒如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对进口实行限制,并滥用反倾销手段保护其国内市场,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是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在开放经济中,一国货币的对外汇率与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和换汇率密不可分的。人民币升值将提高换汇成本和降低换汇率,势必影响出口,进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2、人民币升值,恶化当前就业形势。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吸引外资,同时也会加剧就业形势的恶化。

3、人民币升值会使国内企业的风险加大。中国一直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加大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成本。汇率的变动引起进口材料、外销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必然影响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如果现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对美元这种硬通货的汇率发生变动,那么将会给许多进出口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势必带来外汇风险成本的加大。

4、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货币管理难度,中国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大量的投机外汇流入境内,使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为购买这些外汇,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截至2003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额高达3465亿美元,比上年年底增加601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使央行人民币投放量随之增长。而2003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03亿美元,合计350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增加了601亿美元,剩下的251亿美元中部分极可能是投资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游资。200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22.1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万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22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7万亿元。基础货币余额5.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5.38%。国家外汇储备4032.5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168.4亿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一年。这些状况直接导致基础货币的过快增长,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 

而另一方面,为了缓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又不可能采取提高利率的办法来降温。人民币利率必须跟着美元利率走,如果人民币利率过分高于美元利率就会引发更多的外汇流入,使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更为强烈。

由于货币投放加大,导致某些行业过热。比如,人民币升值压力直接对房地产造成冲击。房产专家认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对楼市产生影响,同时,也因为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其他行业产生的影响反过来作用于房地产,中国房地产业隐藏着可能引发的严重“泡沫”。

为应对国际投机“热钱”涌入中国,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期中国采取了诸多预防性措施:其一,下调出口退税的平均税率。其二,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一方面增加央行票据的发行,另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并实行了差额存款准备率。其三,加强对房地产等过热行业的监管。其四,提高了存贷款利率。     

5、在汇率是否应该升值方面,日本是前车之鉴。中国政府也不会忘记“广场协议”给日本带来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日美经济摩擦不断,美国采取了所谓的“敲打日本”的政策,不断强迫日元升值,尤其是1985年7月的“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不断升值,日元对美元在不足10年的时间内升值了4倍多,日本出口产业几乎丧失了价格优势,不得不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周边东亚国家迁徙。日元的大幅升值不但没有消除日本的贸易顺差,而使日本经济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最终陷入到漫无边际的衰退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元的坚挺还对日本衰退中的经济强加了通货紧缩压力,并迫使其名义利率趋于0。日本也因此掉入我们常说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趋于无效。因此,作为人均收入刚达到1000美元的中国,若任由人民币升值而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将是一条成本高昂的危险之旅。中国虽然已经走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通货紧缩,但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之中。

我们认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讲,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我们更希望看到美元、日元等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减少汇率波动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

三、建立和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和管理机制
   

人民币升值压力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对中国现有的汇率形成和管理机制带来了巨大挑战。建立较为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应当逐步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确定同各国货币的合理比价,并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我们将进一步推进改革,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项改革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要综合考虑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考虑银行系统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的进程,还要考虑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因素。我们应当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逐步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

(一)我国应当利用外贸平价理论来确定人民币汇率定价基础。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用所谓购买力评价理论来评估人民币汇率,认为应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1]。按这样定价水平,人民币应当大幅度升值,按这样的汇价计算,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美元,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数据,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同按现行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之比是4.22比1[2],如果按这样的方法计算,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了,已经属于较发达国家之列了!我们认为利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来确定人民币汇率缺乏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按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汇率应该以国内外生活费用的对比作为基准来确定。具体说,就是以等量的基本生活资料如粮食、蔬菜、水电、住房、日用生活品及服务等作为标准,求出这类消费品国内外价格对比情况并据以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这样对比,有些商品缺乏可比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高工资、工福利政策,其工资和收入水平是我国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我国与国外同类商品价格相比,要低得多。这样一比,人民币汇率就显得低估了,就需要大幅度升值。我认为我国应当利用外贸平价理论来确定人民币汇率。所谓外贸评价理论就是以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和换汇率为基础确定本国货币的汇率,当然也应当包括进口商品与国内同类商品价格的比较。其理由是,(1)在一国国际收支中,一般地说贸易收支占的比重比较大,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和换汇率基本能够反映一国的汇率水平;(2)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可以同贸易对象国的同类商品价格进行直接比较,因此可以通过与贸易对象国的商品比价,确定本国货币与贸易对象国货币的比价,即汇价。(3)可以通过与主要贸易国货币比价,再按各国或各地区进出口商品的比重进行加权平均确定一国货币的综合汇率。

(二)逐步实现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确定人民币汇率。

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就是采取盯住美元进行波动的策略。这样做不利于人民币综合汇价的确定,同时受美元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应当逐步实现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确定人民币汇率。

所谓盯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与中国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来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对不同货币设定不同的权重,组成一个篮子的货币,并设定一定的浮动范围,允许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在其范围内浮动。事实上,我国货币当局近年来一直采用一篮子货币来监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合理性。如2002年,美国、日本、香港、欧元区四大经济体与我们的进出口量最大;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和台湾省等六个经济体与我们的进出口替代性较强。这十个经济体与我们的贸易约占中国对世界贸易总额的89%以上。如将上述十个经济体的货币作为一篮子货币与人民币相比较,可发现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贬值了4.9%和6.4%。可见,与单一地盯美元相比,盯住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并不像人们所议论的那样,被低估了20%甚至40%。从这个角度看,盯一篮子货币比盯单一货币更为科学与客观[3]

(三)当前应当增加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灵活性,扩大汇率调整幅度。

2004年七国财长会议并没有直接逼迫人民币升值,而是强调了增加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重要。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后,我国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1997年末,因需应对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也应周边经济当时的要求,中国收窄了汇率浮动区间,中国对外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收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永久的。现在可以说亚洲金融风波及其产生的“土壤”已确实得到克服和纠正。我国应根据对外贸易、国际收支、国际货币、外汇储备等的变化,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适时、适度、小幅度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增加汇率变动的灵活性。这样就会充分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当然这种调整是有升有降的调整。当前,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大,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如果人民币小幅升值,也许会减轻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四)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建设,实现合理的汇率水平。

汇率形成机制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因为更灵活的市场汇率机制将使中国更容易应对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虽然目前中国的汇率水平比较稳定,但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尤其是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外汇场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善,造成中央银行不得不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价值规律,无法真实地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这与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要加快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建设:

1、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制度,使中央银行能通过利用外汇平准基金间接干预外汇市场,将人民币汇率交由商业银行和企业自行成交决定,以反映真实的市场状况。

2、吸收企业为外汇市场成员,实行意愿结汇制,改变目前银行单方决定汇率的不合理现象,提高外汇市场的效率。

3、借鉴国际外汇市场的良好经验,使外汇交易币种、品种、交易方式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进行利率改革,尽快完成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中央银行需要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确定我国的基准利率,完善同业拆借利率,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尽快实现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国际游资的冲击,同时密切利率和汇率的关系,使之互相影响,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趋于完善。

(六)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我们先后对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改造。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已基本完成财务重组并转变为股份制公司,交通银行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深化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具备条件时,将在国内外发行和上市。银行体系资产质量改善,资本充足率提高,内控机制完善,抗风险能力增强,为汇率机制的改革打下了微观机制方面的基础。

(七)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这是保持总供需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方面,要逐步建立汇率政策和国内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监控货币供应量的措施、体系,通过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使外汇吞吐和基础货币的投放达到平衡。同时,也要加强专业银行自身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八)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

我们应该采取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渐进的方式,有步骤地推进,恰当把握实施实现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的顺序和节奏。截至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开放模式,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参照世界各国经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步骤,并不断根据改革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使资本自由化过程得到有力的控制和保证。

1、放开贸易融资。贸易融资是与进出口商品相结合的,有利于中国利用国外资金,发展对外贸易,而且风险较小。对外贸易采取远期信用证方式,接受延期收款或付款,办理买方信贷,不超过规定期限的,可以自由进行,不予限制。但要防止利用贸易融资进行逃、套汇活动。

2、进一步放宽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所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我国长期国策。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改善投资环境,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商投资允许向主管部门申请后办理登记和投资,无需逐项审批。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逐步实行激励机制,给予出口退税和贴现贷款。同时鼓励进口替代,采取减免税和加速折旧政策,促进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国内设备和原材料。

3、对外债继续实行规模和结构控制。借用国外贷款和在境外发行债券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渠道。借用外资要按时偿还本息,应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偿债能力相适应,防止债务危机的发生。许多国家对外债规模和结构都进行控制。我国应合理制定外债的规模和结构,将主要外债指标保持在国家承受能力之内,对外债的总量和结构实行统一监管。

4、放宽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结汇的限制。为了防止资本流入套利、套汇造成汇率波动和扩大货币供应,近几年来,中国对于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兑换人民币加强了审查和控制。鉴于我国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要求外商投资使用国内设备和原材料,若限制资本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原来设想就难以实现。目前,人民币利率低于外币利率,人民币汇率稳定,放宽资本和金融项目结汇,也不会促进投机。因此,今后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结汇应区别对待,对经批准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其购买国内设备、原材料,支付国内劳务、服务费用,开展业务等正常用途,需要把外汇换成人民币的允许结汇,可以按一个项目核定一个最高限额,在限额内经外汇指定银行审查后兑换人民币,超过限额的则须经外汇管理局审批。

5、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即明确支持各类企业在国外投资、开展业务。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允许跨国公司集中操作外汇资源。在外债规模控制下,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选择质量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到国际证券市场上市,扩大在香港上市的境内企业股票,积极探索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融资形式。境外上市企业收入外汇可以保留,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账户,其股息、红利允许汇出。

6、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证券筹资具有成本低、筹资规模和资金用途限制少的优点,但证券投资流动性高,不稳定,资本自由进出市场容易造成对市场的冲击,影响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基本上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外资限于购买B股,不允许进入A股市场,不允许外资购买我国债券。今后对资本市场将采取逐步开放的策略,在国内市场规范和完善,利率、汇率机制健全和监管能力强化中分步开放。先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外资基金组织进入A股市场,代理外国投资者买卖国内发行的股票,然后统一A、B股市场,允许居民和非居民之间互相买卖股票。2002年11月份出台了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管理办法,允许境外合格机构进入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有一些境外机构购买了A 股股票。同时正在积极研究QDII(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政策,逐步允许境内合格投资者到境外投资。为了防止控股权转移,对于外国投资者购买我国企业的股票可以规定一个比例的上限。股票市场开放取得经验后再放开债券市场。外国投资者购买我国境内发行的股票、债券须向我国主管部门申报和登记,到期债券本息、股息和红利允许汇出。

实现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是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实行资本和金融项目可兑换要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物价政策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和货币政策协调一致。各项改革措施出台,要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步调一致,稳步地逐渐推进。有些措施应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调整,并保留资本管制的权限,一旦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问题时,可以运用一些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措施,这在国际上也是有例可循的。

参考文献

1、曹凤岐主编:《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与国际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金人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世界经济, 2004年10月03日  人民网

3、周小川:中国正在诚心诚意推进汇率机制改革,2004年10月03日中国新闻网

4、张军:人民币何去何从 , 2004年02月14日 上海证券报网络版。

5、刘霞辉:人民币没有持续升值的预期 ,2003年10月10日  上海证券报

6、曹红辉: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形成机制,2003年9月25日,


[1]、参见《聚焦人民币汇率升值之争》,2003年12月30日《人民网》

[2]、转引自黄达主编《金融学》第1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参见曹红辉: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形成机制,2003年9月25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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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歧

曹凤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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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1987年曾被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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