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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城镇化的热潮,有“大跃进”的趋势,有的地方竟然把城镇化简化为“房地产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思考有关城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应当认识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过程。

(一)城镇化与城市化有所不同。

与2002年以来中国所启动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当时的概念更注重于大城市的外延的无限扩容,而本次则更注重中小城市群。过去我们提城市化,城市化的概念是将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到城市,尤其是转移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有2亿多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属3亿多人,就是5亿,以后再转移到8亿。这种办法可行吗?是不可行的。就是北京市和天津市合为一个市也无法解决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安置问题,把上海市扩大到整个江苏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2亿多农民工及家属未享城市公共服务;一些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导致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侵占大量耕地,而且公共设施跟不上。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过大,大气等环境污染加剧,出现了严重的“大城市病”。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搞“圈地运动”来把农民变成工人,把农村变成城市。中国有自己的国情。那就是中国人口多,有9亿是农民。中国怎么走?中国应当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农民进城“打工”,逐步使他们及其家属成为城市居民的一员;另一方面就是走城镇化的路,让农民就地成为城镇居民的一员。这就需要发展更多的中小城市和中小城市群,解决农民在当地就业问题。这样就可以扩大消费,保证经济增长。我们不能靠大城市的外延式解决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应当注重中小城市群在城镇化的背后成为一个巨大内需空间,也是中国二元体制拆分重塑的过程,要走有中国特色的人口与劳动力转移之路。 在城镇化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内需扩容空间,亦是中国城乡二元化体制的一个分拆与重塑的过程。

(二)解决“户籍”问题只是城镇化的起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城镇人口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上年末提高1.32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

中国有户籍限制问题,有“非农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在中国是否拥有“非农”户口,是否拥有稳定的职业,是否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包括户籍、医疗、教育、保险、养老都能有“城里人”的待遇,是城镇化 、市民化的重要标志。按官方统计我国实质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专家统计真正有城市户籍、享受城市待遇的人只占26%左右。因此,我国实质城镇化率还是很低的,或者说我国城镇化的质量不高。

有人认为,解决户籍问题已是城镇化的当务之急,认为解决了户籍问题就抓住了城镇化的“牛鼻子” 。

解决户籍问题的确是城镇化的重要一环。我国未来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应当看到,解决户籍问题,只是我国城镇化的起点。当前解决户籍问题,更多的是其政治意义,解决城乡居民的政治平等问题。其经济意义还待于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因为使农民真正成为“城里人”,必须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等问题。应当看到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因此,即使解决了户籍问题,也不意味着农民真正成为“城里人”,不意味着已经实现了城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城镇化的路还很长。

(三)防止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和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

由于有些地方缺乏产业支撑,农民进城后变成游民。出现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并存的局面。而高楼大厦却无人居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一些“鬼城”。

城镇化热中的冷思考

云南呈贡商业区成了无人的“鬼城”(照片来源于网络)

 

要防止和避免一些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近来有些地方采用行政手段,征用土地,导致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

(四)要防止把城镇化简单变成“房地产化”

当前有些地方过度依靠土地财政,出现地价高推高房价的情况。

据统计,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超过3万亿,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城镇建设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使得地价不断攀升,过高的地价成为房价过高的重要原因。

据测算,在房价的四项主要成本中,地价占四到五成。建筑成本不足两成。

要防止地方政府以土地生财,消灭农村、农庄,大量农民“被上楼”,农民“被上楼”后,幸福感却下降了。

(五)必须明确城镇化重点是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和集镇。要避免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大都市,避免“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表现为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交通堵塞,基础设施负担过重等。

(六)城镇化必须考虑地区发展协调问题。

我国东都、东南沿海地区相对来说城镇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

城镇化的重点应为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

城镇化应当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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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歧

曹凤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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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1987年曾被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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