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各方面给力

——著名经济学家曹凤岐解读十八大报告

来源：《中华英才》2012第24期

本刊记者/ 姜丹  朱梓烨

2012年11月8日—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胡锦涛同志在会上作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30年来，积累了什么样的宝贵经验，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究竟创造了什么样的辉煌，这些问题报告都给我们进行了详细深入系统地阐述。不仅如此，报告也对改革开放也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必须着眼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着眼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着眼于综合国力的提升。

十八大报告催人奋进、鼓舞人心，指引了未来五年或更长的中央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发展时间表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和目标。这也是理解中国是否有改革时间表、路线图的基础。对此，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将意味着今后国家会更加注重百姓生活幸福度。

虽然十八大闭幕了，但学习和讨论十八大报告却始终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如何把握十八大重要精神？怎样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从经济改革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他所理解的十八大报告。

应该全面理解十八大报告

记者：您是怎样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曹凤岐：有人说十八大报告已经说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实现了小康，我认为这样理解不够全面。

十八大报告里面除了讲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之外，还讲了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报告里明确讲到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党的文件里面提到“人权”这可能是第一次，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司法、公信力等等方面。除此之外，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这些也都是创新。过去我们很少谈将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我们讲工业、农业，但现在我们讲到软实力，这也是十八大一个新的提法。创新，实际上是建设文明国家非常重要的方面。

还有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享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明显提高，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都讲得很详细。同时，报告也提出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美丽的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说才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全面的理解十八大报告，不能只看一方面。所以我们要“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五个建设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可以说进入了小康社会，这是我对十八大报告中什么是小康社会的理解。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构建小康社会？

曹凤岐：应该说十八大报告也给指出来了明确的方向和道路，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走。十八大报告实际上讲了五个方面。

首先，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最重要的这一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其次，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所以提出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还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第三，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生产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改变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问题。这里边包括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还有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都提到了，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还提到了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地区发展战略，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支持等等，就是说我们要经济结构总体上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这个经济结构，主要还是产业结构的一些调整。

第四，推动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尤其是提到了加大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个是非常重要。

最后，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们是实行开放政府了，但是我们可能是比较低水平的，我们过去是三来一补，或者吸收一般的企业过来，现在我们可能要走出去了，技术、资本等等方面，所以说只有这些个我们做到了，我们才能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活力、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这都是非常明确我们怎么来做。

记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到2020年您认为我们能实现收入翻番这一目标吗？

曹凤岐：现在很多人在测算，国民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只要我们保持7.1%以上的速度我们可以达到增长的目标。因为根据统计数据，从1980年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番需要7.23年，1990——2010年翻番是6.96年，2000——2010年翻番则是6.95年。现在离2020年还有8年，按照这个增长速度，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可以实现，但是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有一定难度，这里面要考虑到通货膨胀、人口增加、城乡居民比例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等一些因素，所以这一块并不是太好计算。人均收入翻番，包括城镇人均和农村人均，目前的数据统计显示，城镇居民收入翻番相比于农村居民收入翻番还是相对容易些的。

记者：目前，我们已经步入中等收入的阶段，在您看来我们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曹凤岐：“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在3000-5000美元徘徊，总也达不到一万美元，很多国家都没达到，包括拉美最典型，阿根廷、巴西一直是这样的，实际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有人说转型比较成功的日本和韩国，大家去看它的发展，它是转型，技术创新，它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说中国实际上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是可以实现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如果不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别说实现翻一番，就是社会稳定也会就出现很大问题。

攻坚克难，科学发展

记者：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对此，您怎样理解？

曹凤岐：应该说中央把脉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指明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道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就要大力推进城镇化，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我们现在所推动的城镇化与2002年以来的中国所启动的“城市化”进程是不同的，当时的概念注重于大城市的外延和无限的扩容，而本次则更注重中小城市群，在城镇化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内需扩容的空间，也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分拆与重塑的过程。

现在农民工进城，有人说一亿农民工进城得有三个家属，这样我们就三亿人转移到城市来了，过去我们是这样想，但是这么走问题相当之大，因为这就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每年春节都会面临春运就是一个“大考”。所以我们说要走城镇化道路，就说要建设更多的城市群，小城市的、集镇的群。这些人都到城镇去居住，当工人把户籍也迁到城里来。而现在过剩的钢铁、水泥也都可以建设城镇，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稳妥推进城镇化，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增长，以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扩大，为我国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动力。而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逐步稳定下来，也为消费提供较大的增长空间，并推动城乡差距的解决和维护社会稳定。所以，我认为今后农民的征地应该改变，不要去强行征地了，而是采取入股的方式。让农民入股老分红，做不了农活可以到工地或者到小区当保安，又有财产收入又有工资收入。所以说，十八大以后农民怎么富起来，财产收入也将会是重要的一方面。

记者：2011年个税起征点经过半年的讨论才最终确定。而此次十八大报告还指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您认为在收入分配上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曹凤岐：我们现在在制订收入分配方案，这个方案主要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方面。除继续完善低工资制度等制度之外，主要通过加大对劳动技能和在职培训等公共投入提高劳动力价值。

其次，加大财政税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在二次分配领域，改革税收制度和增加政府货币性支出，个税增收按照有利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原则设计，同时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适当调整和扣除，并考虑地区差异。所得税起征点要体现扶低、扩中、限高原则，我们现在已经提高到3000元人民币了，现在还有人主张再提高。

再次，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放松对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缩小行业差距。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本质上有全民保障的性质，其经营或出售取得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第五，增加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关键是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分享土地升值收益，就是我刚才说的转包或者说土地入股等等，现在各地都在实验在做这些，城镇怎么提高财产收入？把资本市场搞好，让大家从资本市场得到收益，现在资本市场是赔钱市场，财富效应是负效应，这个是不可以的。

最后，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但是起点比较低，覆盖面基本上是扩大了，但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记者：您是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也比较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您认为十八大之后我们的金融发展还需要哪些改革？

曹凤岐：目前我们要做的是打破金融垄断、发展合作金融、民间金融，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都是银行垄断，大银行垄断占了中国整个存贷款的70%，他们服务对象是大企业，所以中小微企业还是缺贷款、缺资金。我们还是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合作金融、民间金融，尤其使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非常重要，给他们一定的法律地位，使他们的行为规范。

温州我们已经试水了，今年3月份推温州改革试验区我们有12条措施，最近改革的细则也出来了。比如建立存贷平台这种服务的机构，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另外允许部分小额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还可以个人实行贷款等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小额贷公司恰恰是农村小额金融最需要的，是普惠式金融，甚至是熟人金融。另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也是很重要的。

其次，应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监管体系实际上和中国对外的金融环境、对外开放有很大关系，现在已经金融国际化了，所以监管也要国际化。我认为：第一，当前在总的金融监管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现在我们三家使用联席会的办法，这个很松散，应该加强一下；第二，我们建议能不能先在三会基础上建立一个金融监管协调机构，这个机构在国务院层次上建立，主席可由主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兼任，其他各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第三，建议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中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是我们提交的方案，已经提交给中央的有关部门。

我认为应该设三个委员会，一是成立金融审慎监管委员会。宏观加微观的审慎监管，一行三会的职能让这个委员会承担；第二，成立投资者保护委员会。负责业务运作和投资者保护；第三个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制订金融监管的法规和政策。央行仍然担任一部分金融监管职能，就形成金监会为主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的一行一会的监管体制。

我们应当对中国的经济会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充满信心，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持创新，肯定能达到我们的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