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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解读十八大精神(一)

 

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曹凤岐按:2012年11月27日,我在北大光华新楼阿里巴巴报告厅作了《解读十八大报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讲座。可容纳300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有的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出席讲座。不少人希望把讲座内容公布出来,供大家学习十八大精神时参考。现在我们把讲座的速记稿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在讲座中我讲了五个问题,因为比较长,将陆续发表。

 

 

第一个问题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际上这里面谈到的问题是什么是建成小康社会,什么是小康社会。有人说十八大报告已经说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实现了小康,这样理解对不对,我认为不够全面,十八大报告里面除了讲了翻一番之外,还讲了人民民主不断扩大,而且在这里面讲到了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党的文件里面提到“人权”这可能是第一次,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司法、公信力等等方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这也是一个创新。过去我们很少谈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我们是讲工业、农业,现在我们讲到软实力,这个也是十八大一个新的提法,一个新的创新,实际上这是一个建设文明国家非常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个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享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明显提高,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这是一方面。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都谈到了。然后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以说就是建立一个美丽的国家,这是在十八大报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变成非常美丽的一个国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说我们可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全面的理解十八大报告,是指整个的社会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在还是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家看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法都不是很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丰富了我们的建设,十六大我们是“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十七大我们是“四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把社会建设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十八大又变成了“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非常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已经比较全面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全面理解几个方面,从经济到民主一直到文化,一直到资源,我们再看五个建设,这五个建设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们可以说我们进入小康社会,这是我对十八大什么是小康社会的理解。

应该说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们更关注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同时,实现城乡人均收入倍增计划,无疑是一个里程碑。从十五、十六、十七大我们都说要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八大我们说建成小康社会,在具体的目标,经济上,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要翻番,现在很多人在测算,国民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只要我们保持7.1%以上的速度,我们可以达到增长的目标,这里面有两个表,这个是直接引用了王其文教授的“数字中国”的表。大家看1980-2010年,实际上翻番的年数,按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和可比价格翻番年数是7.23年,1990-2010年是6.97年,2000-2010年是6.95年,从这个可比来说,现在我们离2020年还有8年,我们按照这个速度可以的,平均增速和翻番的年数,因为我们原来主要还是10%的增速,每年如果增速7.18%,按照可比的增速,我们可以达到。也就是说GDP翻番不是一个很激进的数字,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0年GDP是39万亿元,按照不变价格,就是按照2010年翻番是79万亿,不到80万亿。按照可比价格来计算,2010年比上年增长10.3%,2011年比上年增长9.2%,现在我们的速度下来了,今年可能不到8%,以2010年为基数,刚才讲了,要保持7.1%以上的速度我们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所以说按照这个说法,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健,还可以实现。十年后的GDP可能于美国相当,或者是超过美国。

人均收入翻一番也可以实现,但是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有一定难度,这里面要考虑到通货膨胀、人口增加、城乡居民比例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等一些因素,所以这一块并不是太好计算。有关收入的指标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指标,人均GDP按当年价格是人民币,我们还有在国际上按美元计的GDP,也算当年价格的,大概2010年人均3900多美元,然后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而最明显的统计是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这两项在国家统计公报里面是实际的,当然也可以按当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是计算的,把城乡人口的比例和他的收入加入进来计算,这个数字有的时候不是太准确。有人说到2020年翻一番,是哪个翻番,是城镇的翻番、农村的翻番还是人均翻番?像王其文在统计的时候,他说他认为主要是两项,一个是城市翻一番,一个是农民翻一番。我认为可能不是那么算,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统一来算,翻一番,不能分别算,因为那个时候的城乡差距可能也缩小了,另外农村人口也可能减少了,因为城镇化。所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第三个指标,就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这里要说一下人均收入和人均GDP不是一个概念,GDP好多不是给居民的,是总的人均收入。比如说按照美元计价,我看统计我们是3900美元,但是我们人均收入是1100多美元,我们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3,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人均GDP翻番,应当是人均收入翻番,这和GDP不一样,GDP中很大一块不是给居民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应当是指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这样可能更合理,或者是更科学。

人均收入翻番,1980-2010年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年数是8.84年,1990-2010年翻番是8.06年,2000-2010是6.91年,这样来看我们到2012-2020年有8年,按照2000-2010年的算法我们还差不多,城镇家庭也是一样,7.96年,但是如果算农村我们是需要9.19年,所以说要分开算的话可能还是有问题的,农民这块就达不到,因为现在城市和居民收入差三倍,当然最近两年农村增长很快,后面会谈到。这是根据可比GDP计算的,实际上比按照CPI调整需要的年份还要多,所以说农村的人均纯收入翻番难度,比按CPI调整收入翻番难度还大,需要加倍努力,需要好好研究考虑。

我个人认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十年翻番虽然难度比较大,但是还是可以实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0年人均GDP达到29992元(按当年价),按可比价格是2000年的2.56倍,当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估计为10046元(按2000年不变价),是2000年的2.73倍,如果以201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092元,现在“十二五”里面提出五年收入翻番,2020年前城乡居民有望保持7.3%-7.4%的增速,所以十年收入翻番也不是一个太高的数据,但是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刚才说了GDP翻一番问题不大,这个主要体现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中国的实力增强了,对外竞争力增强了。人均GDP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我们人均GDP排名100名左右,和日本就没法比了,所以说人均GDP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口多,什么一除就不那么高了。所以有人说我们过去1949、1950年我们也100位,现在我们还100位,那个时候你去看,现在我们几乎人均没有增长,我们总的增长了,当然一个我们人口增长了,另外一个人家也在增长。关键在于我个人非常关注的或者非常关心的人均收入,如果翻一番的目标实现,标志着居民购买力提高一倍,有统计说实现居民收入翻番意味着2020年有7亿人步入中等收入阶层,是不是那时候我们的幸福指数会比现在高多了,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是值得期待的,我看电视采访,你看翻一番怎么样,这不好事吗,所以说无论如何居民收入翻一番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期待、非常幸福的事情,应该这么来看问题。

如何实现小康社会,是不是轻而易举就实现了,恐怕也不是,所以还是按照十八大报告所提出来的,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而且是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全局的战略选择,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这句话很重要。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各种创新驱动,现代体系,怎么来实现,应该是这样来实现。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和我要发挥的,讲一点注意和警惕就是中国不能堕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今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因为我们是按照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很多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二十世纪70年代均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一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社会发展阶段,并没有见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把这些陷阱列出来,说明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出现什么问题,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回落,所以现在有人说中国经济未来会崩溃,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失缺、金融体系混乱这些现象在我们这里都有苗头或者有出现。就这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难以摆脱从低收入到中等发展模式的问题,我们实际从低收入来,我们靠投资、出口来带动的,现在再这样来做可能就问题非常大了,所以不能重复,需要转型,但是又跟不上,就是说它缺乏继续高速增长或者平稳增长的动力,然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现在在争论到底是消失没消失、来临没来临,实际上因为工资成本还要上升,但是你的创新又不足,另外社会的公平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在过去大锅饭的时候我们强调效率,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对的,但是现在如果说公平问题不去解决,社会就出非常大的问题,社会矛盾就非常突出,就有可能动乱,这些事情都可能出现,当然还有金融体系和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在3000-5000美元徘徊,总也达不到一万美元,很多国家都没达到,包括拉美最典型,阿根廷、巴西一直是这样的,实际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有人说转型比较成功的日本和韩国,大家去看它的发展,它是转型,技术创新,它的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别看日本现在经济不太好,它人均收入还是可以的,人均GDP都是发展很快的。所以说中国实际上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我们讲我们保持7%以上的速度我们可以实现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但是有人说中国能不能持续、稳定地保持7%,7%也是世界上一枝独秀了,你都30年的10%了,今年我们不到8%吧,可能差不多,因为我们是7.5%以上,说以后还能不能,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会L型,下去就不上来了。当然说西方怀着敌意说我们是崩溃,因为他看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矛盾,我们自己要不要认清楚这一点呢,还是靠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去做吗,能保持7%吗,中国如果不保持,别说实现翻一番,社会就出现非常大的问题了。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如何保持中国经济比较快速、持续发展,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办?实际上也很明确,通过经济转型、创新、继续改革来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和持续发展,这我们都明确了。在十八大报告有一段话,“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也是一个最新的提法,我们过去工业现代化提了,实际上现在看工业、信息、城镇、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非常明确地去讲“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改革,转变生产发展方式。

如何来建成小康社会,应该说十八大报告也指出来了明确的方向和道路,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走。十八大报告实际上讲了五个方面,第一个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最重要的这一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实际上最重要讲的是这么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所以提出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还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都谈的非常明确了,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这是讲的第二个必须创新驱动,科技创新这一块。第三个是讲的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加快转变生产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改变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问题,这里边包括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还有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都提到了,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还提到了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地区发展战略,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支持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经济结构总体上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这个经济结构,主要还是产业结构的一些调整。第四个推动城乡一体化,实际上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尤其是提到了加大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个是非常重要,后边我专门作为一个问题去谈。第五个,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们是实行开放政策了,但是我们可能是比较低水平的,我们过去是三来一补,或者吸收一般的企业过来,现在我们可能要走出去了,技术、资本等等方面,所以说只有这些个我们做到了,我们才能把我国的经济发展活力、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这都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怎么来做。

这是我总的说,把全面小康社会什么时候建成、达到什么目标,总体上来说的。下面我就开始具体的谈一谈要解决的几个课题,就是第二个大问题,调整结构、转变方式、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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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歧

曹凤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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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1987年曾被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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