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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岐:宠辱不惊淡名利  历经风雨总怀恩

曹凤岐:宠辱不惊淡名利  历经风雨总怀恩

 

刊载于《中华英才》2011年第6期

 

文/《中华英才》记者  姜丹

 

    引题:“我有一个信念,人活着总要为社会做些事情。人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但只要努力了,认真做了,就会觉得踏实、充实和自信。”

 

初见曹凤岐教授,是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中国资本市场20年回顾与展望》的讲坛上。

作为主讲人,曹凤岐以其朴实而又不失诙谐的语言,将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及现状分析得淋漓尽致。历时两个小时的演讲,座无虚席的讲堂掌声连连,曹凤岐敏捷的思维、前瞻的理念,让记者对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钦佩不已。

治学严谨,性格洒脱,是曹凤岐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曹凤岐幼年生活艰苦,但少年便立志成才,大学虽中断过学业,但凭借自身努力自学成才,遭遇挫折无数,却依然自始不渝。他是国内最早提倡发展股份制和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也是内地首倡建立创业板的学者之一,他曾参与起草《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建立离不开他的争取与努力……回首往事,他感慨良多,“60多年来,我的经历可以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

 

家境贫寒体多病,少年立志意志坚

 

曹凤岐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1947年参军后,主要靠母亲做零活和政府救济生活。1954年父亲从军队复员,一家9口人只靠父亲微薄工资渡日。曹凤岐从小体弱多病,身体虚弱,几次频于死亡边缘。

13岁时他得了一场大病——肾结核,因为结核,输尿管堵塞,以致结核一直在右肾,左肾得以保住。直到1991年北大对全体教师进行身体检查,医生建议摘除,这颗没有任何功能但却陪伴了他40多年的右肾才被摘除。到现在曹凤岐一直在靠一个肾在生活,可是他依旧谈笑风生:“我现在很满足,因为没人会相信会我能活到今天,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曹凤岐从小天资聪颖,即使年少贪玩学习成绩却也一直名列前茅,尤其在高中时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文科天资。他曾写过达200行的长诗《祖国之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现在他还依稀记得其中的几句:“从漠河到曾母暗沙,从东海之滨到喜马拉雅,人民奋发图强,祖国蒸蒸日上!”

回忆起少年求学的经历,曹凤岐一直对他的高中班主任念念不忘,正是赵九礼老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当初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曹凤岐依家长意愿填报了吉林大学,但赵老师却拿着报名表来家里劝说,条件够北京大学,为什么不报?不要因为路费而耽误孩子的一生。于是曹凤岐当场改变志愿,填写了北京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专业。正是老师的独到目光与坚持,曹凤岐才没有与北京大学失之交臂,也才能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所以对赵老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每次回家乡,曹凤岐必定会去看望老师。

进入北大学习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业也随之中断了。不能正常上课,曹凤岐就独自一人跑到图书馆里看书。即使外界再混乱,他也能心无旁骛地看书。在安静的图书馆里,曹凤岐把资本论的1、2、3卷全部看完。直至今日,他依旧能说出资本论基本的内容,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深厚的知识理论基础,曹凤岐才独具慧眼较早地提出在中国推行股份制和资本市场改革。

1970年,北大、清华对毕业分配进行试点,曹凤岐因为自学成才很幸运的成为少数留校任教者之一,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为之骄傲和自豪的教师生涯。

“毕业后我当了10年班主任。最刻骨铭心的事是在我毕业3个月的时候,父亲因为医疗事故离世。”父亲的突然离世,把这个刚刚有所好转的家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把所有重担都压在年轻的曹凤岐身上。为了供养几个弟妹,他把工资的一半儿都寄回家(当时的月工资只有46元),每个月只留20元的生活费。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几个弟妹长大成人。日子虽然过的清苦,但他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与希望。所以年轻时的经历早已让曹凤岐磨练出宠辱不惊、看淡人生的洒脱性格。

1970年至1980年的10年,曹凤岐又遭遇到很多挫折,但也是他人生转折的10年。这期间他曾带领学生下厂、下乡,去过大庆、大寨,也被下放到北京汽车厂、京棉三厂、针织总厂当工人。在工厂里,因为工作在第一线,这样的亲身经历让他深深了解到中国经济和企业的管理现状,落后的设备与混乱的管理体制,不但造成材料资源的浪费,也是对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企业的管理体制必须要进行改变。

随着工作的具体深入,曹凤岐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新选择,是当干部还是搞教学和科研?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

1979年,曹凤岐主动提出要在经济系开设金融学的课程。“老经济系10年没有开过金融课,实际上我在大学期间也从未学过金融学,没学过就要重头学习呗。”曹凤岐至今记忆犹新,“我就到人民大学去旁听研究生的课,在著名教授黄达的课堂上,我当了两年编外‘研究生’。在他的课上,我受益颇多,回到家我利用‘老四段’时间潜心学习,因为住在筒子楼里,白天人多嘈杂,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学习,那时我自己做了个简易的台灯,有时学到天亮……”“三更灯火五更鸡,不需扬鞭自奋蹄”这正是当年曹凤岐刻苦自学的真实写照。就这样他如愿的开了金融学的课,挑起了整个经济系的大梁。

 

坚持改革点星火,勇于探索铸辉煌

 

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曹凤岐功不可没。

从股份制改革,到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再到《证劵法》、《投资基金法》的出台,这些重大改革中无不看到曹凤岐的身影。他亲眼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序到有序、从不讲规范到强调规范的历史进程,他用亲身经历谱写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20年。

“从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来看,有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一项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项就是企业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胜利,也是坚持改革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胜利!”回忆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曹凤岐感慨颇深。

1981年,曹凤岐和厉以宁到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期间,厉以宁向曹凤岐提出一个问题:“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完全可以!”“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吧!”随后,曹凤岐开始研究股份制和资本市场,他也成为厉以宁股份制改革提议的第一个响应者和践行者。

1982年到1983年曹凤岐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在1985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上,他发表了题为《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的论文,这是当时国内比较系统地提出建立资本市场最早的文章之一。

随后的20年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十论股份制”。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

之后,大批学者的研究实践,令“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得以完善,这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建立,也对所有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实践证明,股份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市场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改革之一。资本市场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逐步发挥,最重要的是使中国企业,从传统企业变为现代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促进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而这个理论也在2009年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奖项虽然颁给了理论的主要贡献人厉以宁教授,但是曹凤岐在这个理论中功不可没。虽未获奖,但他比获奖人还要高兴,“这是北大学者对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所作的重大贡献。”曹凤岐把功名利看的很淡。

因为厉以宁与曹凤岐的一番对话,烟台成为最早提出中国股份制的发祥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曹凤岐又提交了中国应当建立中央银行体制的论文——《中国如何建立中央银行》。他明确表态支持建立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制。“其实《资本论》的精华不是在讲剩余价值的那一卷,而在讲金融资本的三卷里。”曹凤岐觉得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资本积累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银行信贷,一条是股份制。”所以,他提出“社会主义如果要搞好,必须搞成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完全是计划经济是不可以的,没有商品就没有银行”。

此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社会资金越来越多,银行的作用日益凸显。在理论界的呼吁和现实的需求双重作用下,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改制。自此,中国商业银行正式进入人们视野,而“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于1984年被写进中共中央的文件里。

尽管他的超前意识与前瞻言论,助推着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改革,但也令他遭遇了人生最不公正的待遇,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在1989年召开的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上,曹凤岐就股份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他讲了股份制改革的好处,也谈到中国推行股份制从本意和实际上都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公有制内部产权关系的调整。

会议结束后,有人批评曹凤岐歪曲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搞“私有化”,他甚至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因为这些毫无真凭实据的批评,1990年曹凤岐申请破格晋升教授的职称,在院、校两级学术委员会均通过的情况下被取消。从80年代中期便开设的“股份制研究专题”课被迫停掉。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曹凤岐也只是默默承受。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他才获得教授职称。

无论遭遇什么,曹凤岐都看得很淡。“我有一个信念,人活着总要为社会做些事情。人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但只要努力了,认真做了,就会觉得踏实、充实和自信。”“这些经历使我更加成熟,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一如他在诗中表达的:“荣辱盛衰淡如水,洒向人间一片情。”如此宽广的胸襟让人敬佩!

在曹凤岐看来,中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法制化进程发展起来的。然而,《证券法》从起草到建立,历经坎坷。从1992年由七届人大提出起草,经过八届人大,到1998年九届人大出台,再到颁布实施,整整历时7年。

“在这部法律的制定中,我曾经拍过桌子,你信不信。”曹凤岐坦言道。

1994年5月,人大法工委和财经委分别提交的草案被要求合在一起,为此,双方要一条一条核对。期间,为了修改一个条目,曹凤岐和当时法工委的负责同志争吵起来,他据理力争,激动的时候甚至奋力拍桌。他坦言,为起草一个好的《证券法》,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为的就是能使这部法律真正的起到规范作用。

作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的主要成员,曹凤岐自始至终亲身参与。在他看来,整个起草过程,可谓风风雨雨、苦辣酸甜,正所谓“证券立法曲折路,风风雨雨梦终成”。

199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大法《证券法》正式实施。由此,证券市场法治化建设步入新阶段。同日,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正式挂牌,标志着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形成。

参与股份制改革、首提创业板、起草《证券法》……在面对亲历这些关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的重大事件后,人们所给予他的褒奖,曹凤岐也只是谦虚的摆了摆手:“我只是做了些扎实的工作而已。”

 

创建学院基石奠,培育英才心血凝 

 

提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人们都会以一种敬慕之情来看待这所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会认为这是国内一流的管理人才培养的摇篮。遍及世界各地的校友,让世界也为这所商学院的崛起感到惊艳,而光华管理学院的建立,曹凤岐可谓是劳苦功高。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的曹凤岐,率先提出将经济管理系从经济学院分出来,单独建立管理学院,而这个提议在当时并未获得多数支持,反而被认为是“搞分裂”、“拉山头”。当时校领导虽然认为想法很好,但因条件不够,让此事搁浅。

建立工商管理学院之事,到了1993年的春天峰回路转。

1993年3月初,曹凤岐和厉以宁等人去香港征求《证券法》修改意见,当时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副校长罗豪才等学校主要领导也在香港,他们在争取李嘉诚对北大新图书馆的资助。在学校集中见到校领导的机会很少,曹凤岐想把握机会向校领导请求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的相关事宜。

当时,吴树青等校领导日程安排的非常紧张,但曹凤岐愿意一试,就在吴树青下榻的宾馆等待至凌晨1点,方才见到疲惫归来的吴树青。“见到我还在等,吴校长感到很诧异,也许是被我的诚心所感动,他还是抽出时间和我详谈。”就是在这次交谈中,曹凤岐将“为什么北大必须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的想法一一陈述,他列举了计算机系从数学系分出来才得到大发展的例子。从1点到3点,谈话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吴树青当即拍板,同意建立工商管理学院,并表示回京后即开始筹办此事!”往事重提,曹凤岐依旧难掩喜悦之情,“当夜我兴奋得一宿没睡!”就这样,1993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

随后,从1994年2月开始,曹凤岐等人又同光华教育基金会进行了艰苦地谈判,最终光华教育基金会同意与北京大学合作建立光华管理学院,并出资1000万美元(按当时汇价为8600万人民币)改善办学条件,引进优秀人才。正是这笔资金为光华管理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于是在1994年9月18日,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任院长,曹凤岐任第一副院长。

没有想到的是,光华管理学院竟然因为得到光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尹衍樑先生的资助而被告到中央高层,被说成“卖牌”、“卖院”,“被xx控”、“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是曹凤岐代学校写报告,到教育部汇报光华管理学院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才平息了这次的风波……

回忆起在北大执教的40多年,从经济管理系的建立,到工商管理学院,再到光华管理学院的建立,曹凤岐付出心血无数,荣辱兴衰,他与北大同行。回眸往事,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我对经济管理、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2010年,65岁的曹凤岐面临退休,年逾花甲的他却依旧舍不得讲台,依然在辛勤的耕耘着,教学对于他而言已经完全超越了工作的概念,而是当成一种兴趣,乐在其中。他说:“回忆人生,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我选择了教师职业,我感到最大的荣幸是我能成为北大的教授,最大的满足和成功是我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生产力的生产,是高素质生产力的生产,这个生产力是无穷的,能培养高素质的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曹凤岐:1945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现为松原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现在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金融学会副会长等职。《证券法》起草小组成员,《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副组长。从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7年被评为“第四届十大中华经济英才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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