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结婚时的照片

今天是母亲节。勾起了我对母亲的回忆。母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她几乎没有享受过一天好日子。我是怀着感恩和愧疚之情来回忆母亲的。

我母亲梁桂芬1921年生人。但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母亲的生日，我们从来没有给她过生日。母亲娘家是扶余的殷实人家，我小时得到姥姥家的很多帮助。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式女人。年轻时我父亲参军几年都不回家一次，我母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活，很是辛苦。母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家庭妇女，也曾经出去工作一段时间，第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各单位都大办工厂，我母亲也参加了工作，但是在县商业局幼儿园做保育员工作，1959年左右回到家里，第二次是1970年我父亲去世后，商业局为了照顾我们家生活，给我母亲在商业系统的企业里找一个临时工干，母亲先是在屠宰场搬猪白条肉（重体力活），后来实在干不动了，就安排在副食商店扫地。期间刚好赶上中央有一个关于长期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文件，母亲符合转为正式工的条件，但商业局的领导欺负母亲老实，用种种理由把已经转为正式工的母亲拿下，母亲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差一点死去。由于母亲在精神和身体上长期受到摧残，已经垮掉，1978年得了乳腺癌。

1978年底传来母亲患乳腺癌的消息，检查可能已经转移到淋巴腺。当时马上要做手术。当时我这里条件很差，住在34楼的一间14平米的房间里，在北京联系肿瘤医院也要排队。我同长春的二叔商量，能否先在长春做完手术（二叔的一个儿媳妇在医院工作），然后再到北京来做后续治疗。二叔答应了。于是母亲于1979年1月到长春做了手术，住在二叔家。手术后要做放疗，但当时长春老停电无法做。我四月份借开会的机会回到长春，把母亲带到北京。肿瘤医院根本挂不上号，通过生物系一位郭老师联系了北京肿瘤研究所（在西什库大街），挂了一个门诊号，一位医生看了一下母亲的病例，也看了长春医院的继续治疗意见（主张放疗），问动手术多长时间了，母亲说三个月，医生说三个月才开始放疗已经晚了，要转移已经转移了。为什么不及时做放疗？母亲说长春没电做不了。医生叹了一口气说，那我们做一个疗程的放疗看看吧。医生用红笔划出了放疗位置，说每周来三次吧。于是我每周都陪母亲去三次医院放疗，那时交通很不方便，要转几次车，从北大到医院每天都需要一个多小时。做了一个疗程（大约三个月）后，医生说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吧。回家好好养着吧。

母亲看病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大病小病都是自费。那时我和爱人工资很低，我56元，她54元。除了吃饭，根本没有钱看病，放疗的价格很高。还好当时系里有储金互助会（教员每月放一部分钱在里面，哪位老师有急需可以借给他，下月发工资再扣回），我多次向储金会借钱。欠储金会的钱母亲去世很久才还完。放疗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但那时，买肉、蛋、奶都是要票的，每人一斤肉、一斤蛋，每户只能订一份奶。母亲化疗需要补充营养，肉蛋奶基本都给母亲吃了。年幼的女儿看着奶奶吃着鸡蛋，喝着牛奶，自己却吃不着，可怜巴巴的，我心里也不好受。有时我就到副食店去，在那里等着职工剔骨，剔下来的排骨和肘子等是不要肉票可以买的，但一般都供应单位和熟人。我会央求副食店职工我母亲病了，得了癌症，需要营养，能不能卖给我一小块排骨或肘子？有时我会遭到白眼，说已经卖出去了，没有了。有时也有的职工看我可怜，从给单位准备额篮子里拿出一个肘子卖给我。为了给母亲补充营养，我低三下四，忍受了不少屈辱。

放疗开始一个阶段，母亲病情没有大的变化，心情还可以，自己在床上摆扑克玩。过了一段时间病情开始恶化。主要表现是手术伤口不愈合，出现尿崩症（我后来估计是糖尿病，但未做过这方面的检查）。10月份后开始出现剧烈咳嗽，吐痰。10月份的一天我带她去校医院检查痰，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我单独叫出来对我说，在你母亲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癌变已经转移到肺部了。我听了以后简直是五雷轰顶，怎么会这样呢？检查结果没有给母亲看，只是对她说是肺结核复发了，吃些药会好的。母亲病情恶化的速度很快，晚上折腾呻吟，她无法睡觉，我们也无法睡。我们就14平米的房子，我和爱人、孩子睡一张大床，母亲水一张小床。互相干扰得很厉害。送到医院联系不到床位，而且意义不大。我同爱人商量，把母亲送回老家去。我试探着对母亲说，妈我送你回家养吧。家里还有姐姐和妹妹们可以照顾你。没想到妈妈爽快答应了，也许她已经意识到病很难治好了，不想再给我添更多麻烦。

记得1979年12月22日，那天奇冷无比（那天刚好是三九）。我从学校煤厂借了两套棉大衣，从学校租了一辆上海牌轿车（母亲已经很难行走），跟车站说好，直接开到站台上，我扶母亲上了火车，给她安排了下铺睡下。第二天早晨到长春，下车等了一段时间，搭乘长春到前郭的火车，下午到达前郭旗。姐姐到车站接我们。姐姐找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我们把母亲安排在司机楼里，我和姐姐站在后面的车厢里。顶着凛冽的北风从松花江面上跑过到达扶余。到家门口我们本想让母亲在家里呆一会儿，我们再去安排医院。母亲不肯下车，说你们直接把我送到医院去吧。于是我们把母亲拉到扶余中医院，帮助母亲办了住院手续。

我回到了家里。到家一看屋里乱七八糟。母亲到北京后，房子由16岁的弟弟一个人住。平时不做饭，就是晚上烧一个连着炕的炉子，那时直接烧石油原油，烧起来还算暖和，一旦停火整个屋都凉了。那天弟弟上学去了没在家，我试图休息一下。找被子盖一下，一看所有的被子都是破破烂烂，棉絮露在外，好不容易找到一床比较好的被子，但仍冻得无法入睡。刚好屋里墙上有一个温度计，我一看零下14度！我的弟弟在这样的房子里过冬，不会冻出病来吗？我真替他难过。又想到，一个堂堂北大教员竟然在零下14度的房子里休息，心中涌起一股悲凉之感。姐姐说我受不了这个冻，把我接到她家里去住了。

我在家里呆了10多天，中间几乎每天都到医院去看母亲。那时她精神还好，虽然瘦了些，但体态还没有多大改变。为了进一步确诊，我把母亲的痰液送到县医院（当地最好的医院，父亲去世的地方）检查，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说已经无法治疗了。我不知道母亲还能坚持多少时间，我回来时学校还没放假（我只请了10天假），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于是我同姐姐商量我先回去，妈妈如病危我随时回来。姐姐说你放心走吧，我们会照顾好妈妈的。临走那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妈妈。妈妈含着泪对我说，“凤岐啊，你回校好好工作吧，别超假。我这里有你姐姐妹妹照顾呢！”她探口气说，“哎！我最不放心就是你的弟弟了，它还小啊！”我安慰她说，你是肺结核，会好的。我们姐妹会照顾好小弟弟的（弟弟比我小19岁，当年才16岁，回过头来看，我们姐弟妹几乎一辈子都在照顾我的小弟弟啊！）。我站在床前，凝视着妈妈消瘦灰色的面容，眼泪几乎夺眶而出，于是我说，妈妈我走了，您多保重吧！我快速转身走出门外，在楼道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我可能是见母亲最后一面了！

1980年3月8日接到家里电报，告知母亲已经病逝。接到电报后，我抱头痛哭。母亲啊！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年轻时父亲参军在外，一个人支撑家庭，父亲复员后，又有了几个妹弟，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把我们几个姊妹抚养成人，眼看我们长大成人，可以孝敬你，报答您的恩情，但您却匆匆离我们而去。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下午，我带女儿到五四操场放风筝。突然一阵风吹来，风筝线断了，风筝向天边飞去。母亲的离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随风而去。看着风筝向远处飞去，我暗中祈祷母亲，您奔向天堂吧，忘却人间的痛苦和烦恼。在天堂里享受清静和和安宁吧！

现在回想起我的父母我是百感交加。感恩之情和愧疚之情同在。父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善良的心，虽然自己生活艰苦，但不忘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人。他们教育我们这些孩子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要讲诚实、讲信用，要诚恳待人。我们的生活一直很苦，揭不开锅的事常有，但父母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尤其是我母亲比较乐观，在做饭时常听到她哼着小曲。他们都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困难总会被克服的。父亲曾是解放军战士，对党、对新中国感情很深，他常教育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效国家。父母的教育对我的健康成长起了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现在具有的与人为善的品质和认真做事的作风，与小时父母对我的教诲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