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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 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
 

刘伟:

谢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和我们在座讨论“供给侧”这样的热门的话题。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

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性构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迫切需要,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经济,特别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几年迅速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到了新的起点,新的阶段。

我国GDP总量去年达到67.7万亿元,按汇率折算美金是14万亿元,占全球GDP的比重大体是14%,从30多年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1.8%,上升为14%,从排在世界十名开外,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化是巨大的。

我们人均GDP的水平,去年到了49000多块人民币,按汇率折算美金也就是7900多美金,达到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的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不到200美金,是世界低收入的穷国甚至温饱都没有解决。三十几年,我们先在90年代解决了温饱,然后跨越了温饱,从2010年我们进入世界上中等收入的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就有这个阶段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我们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系统性的深刻的变化。从供给方面来说,国民生产总成本大幅度提高,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和自然资源成本、环境和生态的成本、技术创新的成本等等大幅度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的增长方式必须改变。那么从需求方面来说,我们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从过去的旺盛变为疲软,从过去的短缺经济变为产能过剩。这种需求的巨大变化,再结合国际金融危机深刻的冲击,这就使得我们要适应新的需求的态势,所以从约束我们经济条件的两个基本方面,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要求我们要做出根本性的调整,这样的话,在这种调整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着新的机会,面临新的挑战,如何适应它。中国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甚至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矛盾和状况,我们怎么认识它。

我们也知道,对于这个过程,我们也是在不断加深,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个突出的表现,经济增长速度,从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开始回落。从所谓的高速向中高速,然后中速这样发生变化。因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大家开车觉得换挡期不应该很长,大家耐心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情况不是换挡短暂的问题,好像蛮复杂的,蛮长期。后来大家再进一步的总结和分析,提出来不是换挡期,不仅仅是换挡期,叫三期叠加:一个增长速度的换挡期;还有一个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结构调整是存量,存量调整麻烦比较大;还有一个是前一段时间反金融危机成本的消化期。反危机政策的消化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三期叠加。

三期叠加,如果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快,或者事态明朗的话,我们应该在不长的时间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变化,后来这个变化在人们期待过程中不是很明显,我们进一步提出新常态,就不是短期的了,恐怕是新阶段,新起点上的一种常态了。我们对这种复杂局面的认识,从换挡期到三期叠加,然后再到新常态,对这种复杂性和矛盾的变化本身,我们是逐渐深入的。而这种逐渐深入的客观基础就是确实存在着矛盾也是逐渐深化,逐渐复杂化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应对呢?我们提出了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命题。

这个命题之所以提出,我想首先从宏观调控层面带说,从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就需求管理来说,遇到了极大的局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在新常态下,一个突出的特点,我们概括一句话,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这种局面有点类似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的滞胀。

2、中国经济发展各个阶段面临不同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8年的上半年,这段时间将近20年的时间,除个别年份之外,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基本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这就要求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长期采取紧缩性的政策。

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登陆,我们国内出现内需疲软,当时主要是工业消费品产能出现过剩。一路走下来,到2010年底,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年份,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和第一个阶段相反,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遏制经济下行,如何应对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从1998年下半年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放弃了坚守20年的长期紧缩的宏观政策。到08年之后,特别是08年第四季度,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刺激经济,扩大内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是第二个阶段。

进入新常态以来,也就是从2010年底我们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率先退出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现象,和过去不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在历史上先后发生的两种突出的失衡,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新常态条件下,它在中国同时发生了。我们没有用滞胀这个词,我们叫双重风险,这样就使得从需求管理来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们既不敢全面刺激需求,也不敢全面紧缩需求。全面紧缩可能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的加剧,但是有可能加剧经济下行的风险。全面扩张,我们说有可能增大遏制经济下行的动力,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它有一个把潜在通胀激发为现实通胀的威胁,怎么办?

这时候从需求方面进行管理,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有它的不确定性,甚至有极大的风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首先作为宏观调控方式的话,从供给方面出发解决问题,而供给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企业。我们知道从供给侧入手管理,政策作用对象主要影响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也就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效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从供给侧入手一个基本的着眼点。

而需求侧管理,它的政策的着眼点影响购买者和消费者,不是直接作用与生产者和劳动者。我们国家宏观经济之所以有双重风险并存,之所以在双重风险并存情况下,传统的以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遇到了极大的局限,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的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不是总量失衡问题,总量失衡是一个现象,根子是结构性矛盾。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现在一个是通货膨胀有潜在的压力,一个是经济下行有很大的威胁。我们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无外乎两个动力,一个需求拉上,一个是成本推动。我们现在所谓需求拉上,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我们给了很多数据,李礼辉行长、曹老师和在座的都很熟,去年我们公布的M2是136万亿,GDP是67.7万亿。很多人做了比较,认为这个量是比较大的,那人们也排了排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需求拉上的潜在的拉力呢?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是外汇占款,放出去的票子多。外汇占款之所以多,是什么问题呢?是个结构性的矛盾,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长期严重失衡。所以国际收支再平衡我们遇到了困难,因此在这方面,短期难以克服,导致我们倒逼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它是来自于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再看成本推动的压力,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投入产出结构和现在变化要素成本结构不匹配,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而要素成本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入产出整个方式和结构和变化的要素成本之间难以协调,这样消化不掉日益提高的成本,就形成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国潜在的通胀压力,无论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动来看都是结构性的原因,在这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再来看中国所谓的经济下行。经济下行,关键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投资需求疲软,统计数字显示非常清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改革开放平均每年增长20%多,现在也就是10%多一点,从2013年形成一种趋势性的状态。什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动力。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动力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扩大投资规模的话,就等于在低水平的基础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就是制造新的泡沫。你有钱投不出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不足,导致了投资需求的根本性的疲软。

那么再来看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按说13.7亿人口的一个大国,消费增长应该是非常稳健的。现在我们之所以担心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平均14、15%的水平上,已经降到了10%多一点,并且也形成了一个态势。你看看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结构上,还是居民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上,出现了多层次的收入分配的扭曲。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扭曲,导致了全社会消费倾向严重下降。这样就使得我们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形成了所谓的消费品产能的过剩,消费需求的疲软。

中国经济下行,之所以成为态势,然后我们说是需求疲软,需求疲软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之所以疲软分析下去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因此中国现在要实现均衡,持续有竞争力的增长,解决现在双重风险并存问题,靠一般性的总量需求管理的政策的松紧搭配,能缓解矛盾,不能根本的解决矛盾。真正要解决矛盾,需要从供给侧,从活跃企业,提高企业的创新力,从加大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的积极性提升的水平,这样的角度改变我们的生产质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效率的提升推动整个产业结构的改变,结构的改变是效率改变的函数,而效率的改变一定是企业创新和劳动者生产率提高的函数。这恰恰就是我们供给侧管理的着眼点以及供给侧管理能够达到和希望达到的结构性调整,从而解决中国经济严重失衡的根本出路所在。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从供给侧,影响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通过影响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改变经济结构提高我们整个经济的质量,改善供给,调整供给结构,解决我们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这就要求在体制上必须加深、加快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的矛盾,政策着眼点影响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微观主体的话。如果不加强市场化,不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对企业的权利,对劳动力的权利,对私权有进一步系统的保护,对它的利益和产权关系,有进一步的界定,切实保护市场主体的市场的自主权,劳动者的选择权,市场竞争的自由度的话,很可能一系列所谓供给侧管理的引入会导致政府对企业权利的全面的否定,导致整个经济从市场化程度上大踏步后退,导致整个调控倒退成一种集权的、政府的行政化的管理。

所以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入手的话,一个非常根本性迫在眉睫的制度条件,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创新,一定要深入推动市场化的进程,要明确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在政治体制上,一定要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法治化的进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推动法制化的进程,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同时,规范政府公权。所以说,尊重私权规范公权,推动市场化,维护市场主体正当的竞争权利,市场自由,规范政府公权力的运用,维护市场秩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改革要求的两个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一个是经济制度市场化,一个是政治制度法治化。如果这两方面滞后的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此我们现在提出的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陌生,因为原来的时候,我们就叫供给管理,讲的很清楚,供给管理,甚至有供给学派,后来有人讲中国这个不一样。记得在2005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了一篇就是谈供给管理,供给革命这样的文章。我们看来中国的情况就是不一样,我们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词的范畴能不能成立,我们觉得挺陌生的,但是仔细想想它的内涵,我们从供给侧入手解决结构性的矛盾,解决结构性矛盾必须推动经济政治深入的改革,推动市场化和法治化,把这三组概念加在一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成了中国现在极其特殊的历史内容,我觉得它非常有价值。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我的基本看法。

(根据刘伟教授5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2016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上的讲演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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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凤歧

曹凤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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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1987年曾被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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