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凤岐《金融改革创新轮》序

曹凤岐同志邀我为他的论文集《金融改革创新论》作序，我答应了。

在这里，我不想对曹凤岐论文集中的论文和观点做出评论和评价，因为我只是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涉及了金融问题，而并非专门从事金融问题的研究。所以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只想就曹凤岐同志的科研态度谈点看法。

曹凤岐是我的学生、工作上的助手和科研上的合作者。

我和曹凤岐在科研上的最初的合作是从1981年开始的。那年夏天，我们共同参加了在烟台举行的“外国中央银行”学术研讨会，我作了一个学术报告。我记得我们住在烟台芝罘宾馆的同一个宿舍里。我问他，凤岐，你看中国企业用股份制办法来集资行不行？他说完全可以。我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于是他开始协助我对股份制问题进行研究，他成了我关于股份制研究中的得力助手。1984年他写了一篇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文章送给我看，我觉得写的不错，有新的观点，就推荐给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报于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这篇文章是国内最早从理论到实践系统研究股份制的文章之一，影响很大。此后，他更深入地研究在中国推行股份制问题。“七五”期间,他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曹凤岐主编,企业管理出版社)于1989年4月出版。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股份制的理论、股份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的产权关系、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我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外部环境、股份公司的组织与管理、股票发行、交易和管理、企业集团与股份制、产业结构转换与股份制等,书中还列举了我国几家股份公司组建的实例。为了支持他们的研究，我为这本书作了序。从此，曹凤岐对股份制的研究更加勤奋着力。他从1985年到2005年的20年间在北大学报上连续发表了10篇关于股份制的文章，就是影响很大的“十论股份制”。

90年代开始他又协助我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法制化问题进行研究。1992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开始起草《证券法》，我担任起草小组组长，他是起草小组主要成员，参加《证券法》起草小组的还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另外几位教授。证券法从起草到1998年底出台，经历了6年半时间，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曹凤岐从开始到最后完整地参加了起草过程，参加执笔和讨论。1998年底证券法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后从1999年起又开始了“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我仍担任起草小组组长，周道炯、张肖两位委员担任起草小组副组长，具体的起草工作仍由曹凤岐负责，他也是副组长之一。投资基金法的起草也遇到很大困难，主要是想把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都放在一起，都由“投资基金法”规范，但十分困难。后来起草小组决定分步骤立法，即先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我的想法得到周道炯、张肖和曹凤岐同志大力支持。于是我们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递交了报告。报告很快批复下来。这样《证券投资基金法》很快出台了。

《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性大法，这两部法律的出台，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法律保障作用。而为两部法律的起草和出台，曹凤岐都做出了很大努力和贡献。

曹凤岐还对金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金融创新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多部专著、教材和发表了多篇论文。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他自己来完成的。

我认为，曹凤岐在科研方面认真探索、执着追求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对年轻的同志应当有所启发。

1、他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研。曹凤岐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理论工作者，他始终是围绕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理论研究的，因此他的研究是有生命力的，能在实际中应用。他从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在某种程度起了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作用。

2、他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时会遭到误解，会有很大风险。例如在研究股份制问题时，有人说这是搞私有化。我和曹凤岐都曾遭到了批评，甚至曹凤岐晋升教授职称的机会都拖延了很久，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研究股份制问题。事实证明，这种坚持是对的，股份制—即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途径。在起草证券法的过程中，为了坚持一个条款、一个观点，他会同别人争得面红而赤，有一次他没控制住竟然同一位领导同志拍了桌子，我批评他失了教授风度。他回答我说，为了起草一部好法，我宁愿失风度。

3、他勇于探索和创新。曹凤岐思想不保守，敢于研究和探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理论。除了对股份制和资本市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外，对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新问题也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和创新性研究。他不仅研究了宏观经济与金融，利率和汇率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商业银行管理等问题，近期还研究了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普惠金融和民间金融，还研究了他本人原来不太熟悉的互联网金融问题等。最近一段时间，他重点研究了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等重要问题。

4、善于学习，认真钻研。曹凤岐是1965年进入北大的，学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革停课了，可以说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多少东西，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利用各种机会学习。他听了我和张培刚、胡代光等老师的“西方经济学流派”课的全部内容，对西方经济学有所了解。为了搞好金融学的教学和科研，他到人民大学黄达教授的研究生课堂上听了两年金融学研究生课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甘坐冷板凳，安心做学问，研究课题，写文章，认真搞好教学。

前面说过，我和曹凤岐在科研方面初次合作是1981年，那时他36岁，我51岁。多年来他协助我研究和共同研究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要问题，包括股份制、资本市场、金融改革、民营经济、城乡一体化等重大问题。时间荏苒，转眼34年过去了，今年他已进入古稀之年，我也早已进入耄耋之秋。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们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发展，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做出了努力和贡献，自己感到欣慰。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会继续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创新发挥我们的余热。正是：

秋霜染得满山红，

看叶登山叠叠峰。

昔日荒沙连大漠，

今朝道畔尽花丛。

多年劳累非虚掷，

往事堪思一笑中。
   鬓白不为闲话扰，

加鞭纵马对西风。

（摘自《厉以宁诗词选》，《七律·从教50周年暨75岁生日自叙》）

厉以宁

2015年2月24日（乙未年正月初六）

（《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9期刊登了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