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是厉以宁教授八十华诞。2010年11月27日，北京大学在百年讲堂举行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道路”研讨会——厉以宁教授八十华诞暨从教五十五周年庆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以及部分国家部委、省（市）领导，知名企业、相关单位、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参加了庆典活动。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厉以宁教授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以及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他指出，厉以宁教授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庄严无畏的独立思考、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的教育理念、服务社会的崇高品质等与北京大学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育人才、服务人民、关注社会的教学理念是一致的。他指出，本次研讨会回顾、展望厉以宁教授的学术成就与社会贡献，同时也将激励北大师生学习大师精神、传承北大传统、承担民族责任，早日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27日下午，“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在光华管理学院举行。晚上，在博雅会议中心举行了生日晚宴，厉老师众多学生和光华管理学院部分老师出席了晚宴，为厉老师祝寿。

为了庆祝厉老师八十华诞，厉老师的学生们出了一本书《我们的老师厉以宁》，光华的部分老师也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老院长厉以宁》，在这个小册子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和一首诗。现发表在这里。

2009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二届）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届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了以厉以宁作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它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所有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获奖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以下称厉老师）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厉老师是在中国最早提出国有企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革（1980年）的学者，并身体力行进行研究与实践，是中国股份制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被称为“厉股份”。

以厉老师为主要贡献者代表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从改革开放30年多年历史来看，有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一项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项就是企业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理论获奖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胜利，是坚持改革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胜利！其次，以厉以宁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北大学者首先提出在中国应当推行股份制，并身体力行，这是北大学者对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所作的重大贡献。

我是在厉老师的带领和和指导下在国内比较早的进行股份制学者之一。厉老师1980年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建议后，在北大我是第一个积极响应者和践行者。1989年在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序里，厉老师写道，“曹凤岐同志对股份制和企业集团的研究已经七八年之久了。1981年的夏天，他同我一起去参加烟台参加中国金融学会举办的中央银行研讨会时，他就同我讨论了如何用股票形式来集中社会闲置资金和转化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等问题。我记得很清楚，自从我在1980年5月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采用股份制来振兴我国经济的建议后，曹凤岐是最早同我一起为股份制而奔走呼吁的北京大学教师之一。”

我记得1981年7月在烟台的芝罘宾馆开中央银行研讨会，我和厉老师住在一个宿舍里。厉老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凤岐，你看中国用股份制来集资的办法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厉老师说，那你就研究股份制问题。于是我开始研究。1982年到1983年我对中国的一些企业进行了考察。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企业经营管理制度落后。企业对内缺乏动力,对外缺乏压力。中国企业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进行制度性改革，就是要推行股份制。经过两三年的研究我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上，这篇文章是在厉老师的指导下写成的，并由他推荐到《北大学报》上予以发表。这篇文章阐述了股份制的性质,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以及中国如何推行股份制和开放股票市场等问题。这是我系统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很大影响。

"七五"期间,在厉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我承担了国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与管理研究”，1989年4月出版了项目的成果之一《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曹凤岐主编,企业管理出版社)一书，这本书系统地论述了股份制的理论、股份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的产权关系、企业股份制实施途径、我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外部环境、股份公司的组织与管理、股票发行、交易和管理、企业集团与股份制、产业结构转换与股份制等,书中还列举了我国几家股份公司组建的实例。这本书关于股份制改革的理论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和超前性，在股份制的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厉老师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对我们的研究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我作为这个编写集体的顾问，深为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扎实而叹服。我感到，这本书的特点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周密论证、分析，而且在于推行股份制的可操作性。我相信，广大企业家之所以会对这本书感兴趣，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是从当前中国实际出发的，是旨在解决如何推行股份制和建立企业集团这一难题的”。

在厉老师的大力支持下，“八五”期间我又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股份制理论与实践",作为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1998年出版了《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曹凤岐著,企业管理出版社)一书,对我国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探讨。董辅礽、厉以宁为首的评审组对我们的研究进行了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正是由于厉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对股份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二十多年来,我发表了多篇有关股份制改革的文章,2001年出版的《股份经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收录了我的30篇研究文章。其中,从1985年到200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十论”有关股份制改革的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在一个学术杂志上用二十年的时间连续就一个问题发表10篇系列文章可能在国内外尚属首例。早期我还直接参与过北京旅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和沈阳金杯股份有限公司的设计与改造工作。

1989年我因为研究股份制改革受到一些误会和不公正待遇。记得1989年10月的一天,有一个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的会议要我去作一个发言,说专门听听我的股份制观点。我到会场一看还有一个副标题"批判私有化",我就股份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我讲了中国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改革,认为国有企业推行的承包责任制是经营机制的改革,不能解决企业的根本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企业的产权关系。讲了股份制改革的好处,也谈到中国推行股份制从本意和实际上都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公有制内部产权关系的调整。我发言以后有的同志就我主编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批评和批判,引了书中一些话,认为我歪曲马克思主义,认为搞股份制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对我的观点上纲上线,甚至把我的这本书和当时批判的《河殇》联系起来,认为我鼓吹所谓的"黄色文明"。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厉老师一直对我支持和保护。他鼓励和支持我申报正教授职称（当然，我的申请在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校学术委员会都通过的情况下,因为我提倡股份制还是被取消了教授资格。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我才获得了教授职称）。当时有一本关于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书《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厉老师把我的学术传记推荐给了这本书。

后来，厉老师又带领我参与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和制订工作。

实践证明，股份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市场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改革之一。这项改革促进了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改变了单纯依靠国家、靠财政、靠银行、靠计划融资和投资体系，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融投资，通过市场调配社会资源、企业资源，发挥了社会存量资本在发展经济和企业中的作用。资本市场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逐步发挥。最重要的是使中国企业从传统企业变为现代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促进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资本市场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壮大和行业整合上市公司的行业布局日趋丰富；资本市场促进了企业和资产价值的重新发现，引领了企业制度变革，促进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变革，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上市公司日益成为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还丰富了我国企业吸引国际资本的方式，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上市公司的数量也有了很大提高，1990至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由13家发展为1740家，增加了100多倍。目前已达到2000家。股份制企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企业家队伍的形成与发展，培育了大批懂市场、会经营、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金融家、风险投资家，形成了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发展了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包括为金融市场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和专业人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形成了良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文化和资本市场文化。

总之，在这项重要的改革中厉老师做出了重大和杰出贡献！在厉老师的带领下，形成了“北大学派”，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